古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及现代意(2) - 传播力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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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医药在印度的传播及现代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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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史之乱后，由于诸藩割据，唐王朝失去了对突厥、吐蕃及南诏等边疆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致使中印之间的陆路往来开始衰落。另一方面，该时期我国的造船业以及航海技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海路逐渐成为中印双方贸易往来的主线。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故临国”中记载“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啰、达弄、三佛齐，用荷池、撷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8]。南毗国、故临国为今印度西南沿海地区，而大黄、黄连都是原产于中国的药材，可见这些产自于中国的草药已经成为印度地区进行物物交换的“源筹码”；元朝王大渊的《岛夷志略》中“下里”条曾写道“国居口具喃古里佛之中，又名小港口……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其味辛，采者多不禁。其味之觸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9]。川芎主产于我国四川地区，有行气、祛风、止痛的功效，是治疗头痛的要药。下里国地产胡椒，采椒之人多为胡椒的辛气所迫，常患头痛之疾，川芎对这样的头痛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下里国存在着川芎且当地人民对川芎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可以熟练地应用于疾病治疗之中。虽两书中对这些药材是通过何种渠道，是以何种形式进入印度地区，并没有展开叙述。但基于以下几点，我们认为这些药材是从海路以自由贸易的形式进入印度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其一，两书中所提及的印度地区，南毗国位于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下里国为南毗国的另一名称，而故临则是今印度西南沿海奎隆一带，它们自身便是印度西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也是海上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及销售地。《马可波罗行纪》第180章“俱蓝国”中就曾描绘了该地区繁荣的商贸往来场面，“蛮子、地中海东、阿剌壁诸地之商人乘舟载货来此，获取大利”[10]；其二，大黄、黄连用于物物交换，川芎用于日常的头疾治疗，足以表明这些中药材在印度，至少是西南沿海地区有一定的数量基础及普及程度。若是以陆路的方式，从西域道亦或是滇缅道转展至西南沿海地区，路途之远，《宋史·天竺国传》中对北印度至印度西南地区的久远路程就有过这样的叙述“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那国，又西行一月至海……”[11]此外，由长途跋涉所带来的高成本，更是难以促成书中所记载的数量和普及度的。另一方面，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先进的航海技术都为实现量大、途远的低成本货物运输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因此这些药材沿着海路售至印度地区，是更加可靠和可信的。

明初，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在明开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间私人贸易被严厉禁止，中西方的贸易往来就基本上限定在了“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公元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其船队携带了180名医官医士以及大量的中药材，以满足远航中疾病治疗的目的。与此同时，部分珍贵的中药材也在沿途中被用于交易。明代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小口具喃国”和“古里国”条中分别记载了“货用丁香、豆蔻、色段、麝香、金银铜铁器、铁线、黑璎之属”“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瓷器、珍珠、麝香、水荫、樟脑之属”[12]的史实，用麝香等药材去交换当地的珍珠、宝石，这是朝贡贸易下麝香等中药材流通至印度，也是中医药以药材为载体在印度传播的有力见证。

1.2 西行求法的影响魏晋以来，佛学东渐，部分高僧出于想要深入认识佛教思想的目的，沿古丝绸之路西行前往古印度求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印度的所观所见所记及对中医药的所用所传则构成了中医药在印度传播的另一条主线。义净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公元671年，义净沿海路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并在印度的那烂陀寺留学十一载，在归途中，他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书中对中医药在印度地区的发展进行了相关的描述。《内法传》二十七讲“先体病源”中载：“又复须知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这段叙述至少可以表明以下两点：1)当时义净西行求法所在的北印度地区对中医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将部分中药材视为“神州上药”；2)虽知道这些药材，但当时“咸不见有”。可见这些中药材在北印度地区的普及程度并不高，当时应只是存在于王室贵族当中。二十八讲“进药方法”中则提到“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且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无以加也……”[13]唐前中期，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医学全书《千金方》、本草著作《新修本草》等医书相继问世，医科学校“太医署”创立，中医药在该时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义净掌握了一定的中医药理论知识，且如条目中所表现的其能熟练地将中医药治病的方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同时又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无论是针灸脉诊等实用技术还是各类中草药，都怀揣着无比热爱和推崇之心。因此，在义净居住于古印度那烂陀寺勤学佛法的10年中，向寺中的僧人或是附近地区的其他民众普及中医药知识应是理所当然的。正如薛克翘先生在其《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一文中所说的：“在义净周游五印度时，他也很可能向当地僧侣介绍过中国医药知识。”[14]